❶ 谁有德川光圀撰写的《大日本史》pdf版本，发我一份，[email protected]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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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求尽量详细的日本战神源义经传奇故事
源义经，源赖朗弟，镰仓时代武将，1159—1189年在世。 平治元年(1159)发生“平治之乱”，平清盛取得京都政权，源义经之父源义朝战败逃亡，翌午1月4日在尾张被谋杀。接着，平清盛大肆搜捕源义朗的子女，妄图斩草除根。 义朝之妾常盘怀中抱着牛若(义经，一岁)，手牵今若(七岁)和乙若(五岁)，冒着寒风大雪潜逃。大雪落在斗笠上，狂风卷起她的衣袖；怀中的义经呱呱地哭着要吃奶；双手牵着的今若和乙若无力再走了，在号陶大哭。常盘在这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为保存源氏的一脉血统，踩着积雪踉跄地在田野里拼命逃跑。她好不容易逃脱乎清盛的搜索网，来到大和宇多郡龙门，投靠伯父。但是后来老母被捕，逼她说出常盘的下落，常盘为母免于拷问，毅然向京都当局(六波罗)自首。 平清盛早就闻得常盘美貌，要想一睹庐山真面目，这次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大为中意，便忘记她是敌人之妄，要想纳她为妾并进行劝说。 为了三个孩子的性命，“即使肉体的节操交给仇人，内心的节操还是属于义朝的”，她这样想着便答应了。她向平清盛保证，三个孩子分别养育，长大后做和尚。 义经在母亲身边养到四岁，因其非凡的智慧使平清盛感到害怕。正好此时和常盘养的女儿廊出世，平清盛便说“和敌人的儿子一起抚养总觉不好”，将四岁的牛若(义经)送到山科的乡村。义经在山科养到七岁，常盘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将义经送到山城国鞍马山寺出家，但没有削发。常盘养了廊以后，好色的平清盛对他冷淡起来了，不到二年常盘被下赐给大藏卿藤原长成。 在鞍马山寺，义经白天用功读书，夜里到僧正谷跟大天狗学武艺，还跟鬼一法眼学“六韬三略”。一心想打倒乎氏为父报仇的义经，就这样勤学苦练一天天地度过，至16岁时他已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英俊青年。就在这一年(1174)，义经受到黄金商人吉次的劝诱，3月3日离开鞍马山，在武土陵助重赖陪同下投奔奥州的藤原秀衡。 奥州藤原氏拥有陆奥、出羽两国，势力强大，当时是藤原氏第三代秀衡的治下。他为镇守府将军，东日本第一大豪族，奥州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秀衡很赏识义经的才华，对他十分优待，在平泉自己的府第附近给他一所邸宅。义经在秀衡的庇护下迅速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武士，直到22岁的那一年(1180)才离开秀衡出征。 源义经的异母兄源赖朗(义朗的第三子)，在父亲义朗被杀的时候还只有12岁。当初平清盛要杀他，清盛的继母池掸尼因他很像自己夭折的儿子家盛，请求饶命，总算免于一死，被流放到伊豆的短小岛，受到北条时政的监祝。治承四年(1880)8月17日，源赖朝奉以仁王讨伐平氏的命令，得到时政支援，纠合东国(关东诸国)的源氏家人在伊豆起兵。 9月，在平泉的义经闻得兄赖朝在伊豆起兵，立即响应出征，藤原秀衡曾加以劝阻，但不能打消火热的复仇决心。秀衡只得派佐藤继信、忠信兄弟随从保护，让他出征。 在奥州两勇士的保护下，义经到达骏河黄濑川的家，10月21日在这里会见兄赖朝。赖朝在富士川打败平维盛率领的乎家军后昨天(20日)刚到这里。兄弟两人一见面，赖朝就援引义家、义光兄弟的故事(“后三年之役”源义家同清原武衡、家衡开战时，义家之弟义光辞退兵卫尉的职务到奥州帮助兄打仗)，激动得流泪。从此兄弟两人合力攻打平氏，誓为父报仇。乎氏被源义仲赶出京都以后，吸收西国(关西诸国)一带的武士，在摄津的一谷建设根据地，准备夺回京都，开始恢复昔日的势力。 1184年(元历1)1月20日，义经、范赖联军在近江的粟津打死源义仲，进入京都。同月26日又奉赖朝之命进军平氏的根据地——播磨的一谷。范赖的主力军从京都沿海岸进攻一谷，义经的辅佐军从京都绕过丹波，从后面进攻一谷。2月5日义经军发动夜袭，在丹波的三草山打败平资盛。接着2月7日早晨4点钟义经带领70多人翻过鹤岭，从背后袭击。在前后夹攻下，立即攻下一之谷。平氏在一之谷战败后，平宗盛挟持幼小的安德天皇逃往赞歧(香川县)的屋岛。 文治元年(1185)2月17日，义经领兵250人渡摄津的渡部津，次日到达阿波。19日上午8点攻打屋岛，平氏措手不及，放火烧毁屋岛，败走海上。战败的平氏军逃至长门彦岛，在平知盛指挥下继续抵抗。3月2日义经在坛浦(今山口县下关市)发动海战，最后全歼平氏军，八岁的安德天皇带着神望、宝剑投海，活捉平宗盛 父子(平清盛死后由平宗盛继承平氏事业)，报了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史称“坛浦之战”源平两氏长期抗争的局面就此结束。 文治元年(1185)4月11日义经消灭平氏的消息传到镰仓，四天后(15日)源赖朝立即对家臣下达文件，凡不经许可擅自做官(指接受朝廷任命的官职)的，没收领地并处以斩罪。这是对义经的恐吓，因为义经曾接受朝廷的任命，担任左卫门少尉和检非违使。 赖朝根据福原景时从九州送来的假报告，知道义经以歼灭平氏的功劳自居，士兵都很怕他，而且在他下面的家臣犯一点小错误就要擅自严惩，不经赖朝批准。对赖朝来说，义经不过是自己手下的家臣，您意惩罚部下是侵犯自己的权力。还据说坛浦之战胜利后，义经进驻九州，夺取自己授予范赖的九州军政大权，发布军政命令。这些越权行为严重触犯武家法规，即使是兄弟也不能原谅。 4月29日赖朝给义经部下的田代信纲等下达密令，让他们与义经绝交。还给福原景时写了同样内容的信。义经知道这个消息十分惊楞，急忙送上誓无异心的效忠书。 5月15日义经带了乎宗盛父子凯旋回镰仓，但是赖朝只接受俘虏，不准义经进镰仓。在这样沉闷的空气下，翌日义经的仆人跟赖朝的妹婿一条能保的仆人发生了一起小冲突，赖朝认为这是义经的傲慢表现，心中更加恼怒。 实际上赖朝对其弟义经早就瞧不起了，轻视义经出身低微。赖朝认为自己的母亲是热田神宫大官司的姑娘，出身官家，又被父亲认作嫡子。而义经则母亲是杂仕(下级宫女)，娘家无官位，所以不把义经看作自己的弟弟，而是看作家臣。如春和元年(1181)7月在鹤冈八幅宫的上梁仪式上为表彰木匠授与马的时候，让义经去牵马。在赖朝看来义经应受自己支配，不能超越家臣这一界限。但是由于义经战胜乎氏，名声大振，更加增强了赖朝嫉妒之心。 然而义经没有一点怨言，在相模的腰越写了著名的“腰越状” (藏于神奈川满福寺)，将它送给公文所别当大江广元，想以最后的哀诉来表达自己对赖朝的忠心。其中说自己以甲胃为枕、弓箭为业的真正心意只是想平息先父亡灵的愤怒，实现夙，并无他意；担任朝廷所赐的官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专为源氏的繁荣。 不管义经如何掏出心来表白，还是不能打动赖朝的心，不让他进镰仓。6月9日义经只好回京都。接着赖朝便收回了过去赐与义经的平家充公领地24处。 10月17日赖朝派土佐坊昌俊行刺义经，但没有成功。10月25日赖朝亲率大军讨伐义经，义经本想抵抗，但因大家害怕赖朝不敢帮助，只好离开京都逃往四国。不幸在大物浦遇大风，船只大部分沉没，义经及其叔父源行家等数人乘小船逃至和泉。此时义经一行只有爱妾静、武藏坊辩庆等五人。他们逃人吉野山中，后因搜捕日益紧急，给静许多金银让她回京都。义经则躲在奈良兴福寺，伺机逃往奥州。 文治三年(1187)2月，义经一路饱尝辛苦携带妻女逃至奥州，隐藏在藤原秀衡的地方。虽然朝廷两次下令责向秀衡，但他毫不介意。然而1187年10月29日秀衡病死，临终时留下遗言——后嗣泰衡和国衡要和睦，以义经为大将，兄弟合力讨伐赖朝。 秀衡的愿望落空，泰衡屈伏于赖朝的怀柔和威胁，最后于文治五年(1189)闰4月30日派兵攻打衣川的高馆。那天泰衡家的长崎太郎率领500多人杀到，开始了高馆大战。义经方面只有十多人，众寡不敌，家臣陆续战死。家臣辩庆身负重伤，到义经的地方作最后告别，然后回到战场壮烈牺牲。此时义经自知非死不可，走进持佛堂，左腋挟住妻子的头说： “先我一步，让我们一起去冥府吧!”一面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一面将妻子的头砍掉，然后杀死四岁的女儿，自己也切腹自杀。 义经切腹时用自幼不离身的6寸7分防卫刀“现代剑”，咬紧牙齿从左奶往下深深扎一刀，然后顺着切口往右拉三刀，将肠子抽出，吩咐点火烧高馆，最后断气。时年31岁。 《吾妻镜》文治五年条的记述比较简单：“人豫州持佛堂，先害妻(22岁)子(女，4岁)，次自杀。” 义经的首级由泰衡的使者新田高平浸在酒中带到腰越，于6月13日检验，然后葬于藤泽(高座郡藤泽宿板户町白旗明神社)。 义经的爱妾静出现于《源平盛衰记》是坛浦之战胜利后凯旋回京都的时候(1185年4月24日)，此时义经和静正过着甜密幸福的恋爱生活。同年11月3日义经逃出京都时静也在一起。大物浦遇风遭难以后，静和义经等一起在天王寺过夜。其后京都发布搜索义经的院宜(院政的命令)他们便逃人白雪茫茫的吉野山。后来义经感到带女人在雪地行走危险，就决定让她到其母矾禅尼的地方，给了她许多金银，派仆人护送出山。不料下山途中钱财被仆人抢去，静只得单身回到北白川的母亲身边。 不久静被当局(六波罗)传呼讯问，文治二年(1186)3月1日母女两人被送到镰仓。经过多次审问，静仍然说不知义经的去向，幕府无法获得线索。赖朝对此大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静擅长跳白拍子舞(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流行的歌舞，由戴着直简形高乌馆子、佩着白鞘卷刀的女子一面唱“今样歌”一面跳舞)，赖朝之妻北条政子及其长女大姬要她表演。静再三固辞无效，最后于4月8日在鹤冈八幅宫的若官堂献舞。 “吉野山岭踩白雪，行踪不明梦断肠……卑贱茎环(麻线团)反复绕，但愿昔日变今日……”静边唱边舞。 “住嘴！在我面前竟敢跳起恋慕谋反人义经的舞来，而且所谓‘但愿昔日变今日’就是希望我没落，义经重新得势。”赖朝大怒说。全靠政于出来劝解，总算免了一场大祸。 此时静已怀孕，赖朝命令若生男则弄死。政子和静都希望生女孩，这一年闰7月29日，静生了一个男孩，按命令弄死。由于政子的同情，9月16日静离开镰仓回京都。 回京都后，静日夜想念逃亡奥州平泉的义经。有一天她和侍女琴往来到下总田下边见村(今茨城县总和町下边见)的思想桥，听说爱人义经于文治五年(1189)4月在衣川的邸宅战败自杀，万分悲伤，在桥上徘徊哭泣。不久为悼念义经的亡灵，在当地的高柳寺削发为尼。同年9月15日病死，时年22岁。侍女琴柱将她葬于高 柳寺。 源义经死后，他的战功和人品得到京都贵族的赏识，他短暂的人生悲剧得到人们的同情。随着历史的推移，产生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和故事，以净琉璃、歌舞伎、幸若舞、谣曲等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受到大家的崇拜和歌颂，成了日本人典型的英雄人物。
❸ 周一良的人物轶事
在周一良念书期间，洪业《引得说》等一系列著作出版，不仅在燕大讲授“初级历史方法”、“高级历史方法”、“远东史”等课，而且继续在北平引得编纂处主持编纂引得。应该说，洪业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研究方法的讲授和训练以及指导毕业论文等来实现的，他把西方一些近代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介绍给学生，帮助他们建立综合科学的研究基础。“初级历史方法”主要讲授“写论文如何搜集资料和作卡片，论文格式上如何安排脚注和参考书等。”对于已经“考据学初入门”的周一良已经影响不大。但“高级历史方法”应该说是对周一良进行了严格的西方史学基础训练。这门科主要是通过实践练习的方法辅导学生写文章。首先他讲授理论与方法论，目的是“灌注历史感”，比如研究历史要注意五个W，即何人、何时、何事、何地、如何。根据侯仁之的回忆文章，我们还可以知道洪业还有如下三个要求：一、言必有据，引证的资料要详注出处，引证的重要来源必须是原始资料；二、详尽的收集资料，并分析鉴别出其内在关系，然后合乎逻辑的组织，按照科学论文的格式进行写作；三是要“道前人所未道、言前人所未言”。理论讲授完毕洪业就对学生进行训练，要求学生按照史料来源的难易程度、史料鉴别的难易程度先写自己的家世、有争议的人物如曹操、史料分散的人物如钱大昕等（洪十分推崇钱）的传记。布置学生去查阅资料，再一节课进行课堂交流，洪业还从工具书的利用、史料的鉴别等方面来启发学生。无形当中就促使学生自己动手收集资料、研究资料、进行考证、撰写论文。洪业有的时候也身体力行的带领学生去找资料，如王钟翰在念洪业的课时就去“翻垃圾”，从在厂寺市肆收集回来的破烂书籍纸片中找寻史料。王锺翰认为洪业对乾嘉学派的作法和西方的比较归纳计量都有深入体会。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尽量穷尽史料，然后比较考证发现问题，再写成文章。洪业还开设有“远东史”，是用英文讲授的，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设计面比较广，从清初耶稣会来华活动到英国政局的变化都贯穿在内，不啻是“中英关系史”。这门课对于周一良来讲印象最深的是洪业的讲演风采。洪业编撰引得，实际上就是尽量对传统的史料典籍进行科学化的整理，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让研究者尽量在史料问题上少走弯路。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周的研究。周一良学习“史学方法”课的时候，在洪业的指导下开始进行专题研究，1934年3月写有一篇研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文章，后来被作为洪业主持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言予以刊行。在这篇文章里面周一良比较系统的运用五W的研究方法对史料进行科学化研究，而且详细进行了原始资料的引注，对于“几十年无人注意”的问题进行文献研究，“论其得失”。第一节先从写作时间和人的角度考证了“世系表由作之动机”，阐述其在史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第二节“论其体例与取材”，从资料的来源“私家之谱”来说明该书对原始史料的利用情况。第三节到第五节分别“考其内容”，举例说明其主要的缺点，如最大的谬误是“其述受姓所自，及牵附宗祖也”，指出“人名脱漏”和重复记载的问题，这方面运用了史料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方法。第六节从“如何”的角度评价该书的正面作用，“徵人物”、“省列传”、“存旧谱”、“考字谥”等优点。文章后面注解23条，也都详细按照格式注了出处。应该说，洪业对周一良入门指导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洪业选题并指导的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洪曾指导侯仁之本科论文，要求文章“务实为要”。虽然周的这篇论文除了选题以外，洪“实际上一切放手”，但应该说文章也贯穿了洪业爱国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写完这篇文章后两年即1937年，就爆发了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可见洪业的史家卓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至今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做的工作。这篇文章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可以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一下洪对周的影响。卷首是“《大日本史》解题”，介绍了要研究的这本书的内容、作者、版本和年代，显然从五W方面对这个书进行简洁科学的概括。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研究这个书的四个原因，“为救亡图存计”、“砥砺学术”、再者该书“瞻详精赅”、受“中国影响最甚”。实际上可以看出洪周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文献研究，力图为现实服务，提供有益的借鉴。后来周毕业后曾力求去驻日使馆工作，大概与这种“务实”的目的不无关系。第二部分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从“经始者”、“史馆及编馆次第”、“撰人”、“取材”、“编撰稽误之原因”等方面考查该书的编撰过程。尤其是对“取材”的分析，可谓是对其穷尽史料的高度评价。这种“取材”和洪授课所讲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以外， “土人传说及故老传说”也用来“济文献实物之穷”。第四部分从“史观”、“体裁”、“义例”、“考订”、“文字”等方面进行史学批评，是比较全面和丰富的。比如说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日本的风俗文化角度对“尊神道排佛教”评论其史观，在体裁方面称赞其注，体现言比有据、保存史料、“志表自注明《纲目》”的特点，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中分析的基本相同。在对“求是”“存疑”的阐述前有些文字也可以说明周一良对于史料鉴别的认识，求是就是“实事求是的考证精神”，“治考证者必先尚怀疑，不知为不知，适所以为知也”。在结语部分，概括的指出这本书对于日本史学、学术思想、维新变法等的历史影响。末了，有两句话意味深长。“历史之学其意义仍在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叙而已”。第二句是对当时的日本利用“复古思想”为对外扩张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社会舆论行为的批评，指出“考证精确之客观史文”才能达到“明大义明分”的最终目的。文章的参考资料收录有专著20部，文章26篇，不仅一一注明出处和版本，也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应该说，此时的周一良已经对于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近代西方治史方法都渐明其三昧，开始进入独立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周一良称邓之诚是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引进门的师傅。”1932年周一良补听了邓之诚讲授的《中国通史》，以后陆续听了各断代史，对魏晋南北朝史特别感兴趣。由于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无从觅得，很难了解邓之诚的讲课内容，不过我们可以从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叙录》和其他一些人的回忆中窥见一些邓之诚的讲授内容、讲授重点、治学方法以及传授的入门之道。在《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邓之诚讨论了他编著通史的一些体例。第一、邓之诚推崇纪事本末体，然后在时间纲目的基础下在对民族变迁、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生计等分类的进行阐述，这样可以保持通史的连续性和便与使用，记录的也都是“非一人之事、琐碎之事”。第二史料取材的次序是正史、政书、杂史、最后再参考其他书，反映出他十分重视原始资料，对于史料的重要程度和真实程度有明确的判别。第三在文字方面，他崇尚“史贵真贵简”，用比较精炼和准确的语言来讲清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面邓之诚。也对于自己的读书治学的方法也有涉及，归纳起来就是：“多读原书”、论断“不欲轻下断语”、“比较综合” 读史可以发现“事理”和“因果”、“读史修史贵有识”。邓之诚曾对谭其骧说自己搞的是“明朝人的学问”，曾要求王钟翰他多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个的“明朝人的学问”实际上就是特指“顾炎武”的方法。顾炎武治史最大的特点就是“搜落史料，印证实物”，用直接史料来订文史。这也充分表明邓之诚“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周一良在回忆中提到邓之诚讲课中还常常讲一些小典故，引起大家的兴趣，启发大家思考。邓之诚早年曾动手编有《南北朝风俗志》，所以在讲授断代的“魏晋南北朝史”十分生动。邓之诚的《骨董琐记》、《骨董续记》都已经出版，这些书充分表现出他对史籍的熟悉，对充分利用乙部考证史实这种方法的娴熟。邓之诚还在课上向大家介绍史籍，引导大家系统专门的读书，把他总结的 “书贵细读、尤贵甚思” 的读书方法和极其严谨的治学的态度都传授给了学生。在邓之诚的影响和指导下，1934年周一良撰写了《魏收之史学》，初步运用所学的方法和史料进行了第一次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方面专题的研究。《魏收之史学》，主要从几个方面证明其不是史学界普遍认为的是一部“秽史”。全文分六个方面，第一节从魏收的为人来说明魏收不是史所传的为人有问题，一些所谓的问题实际上和当时的经济背景、政治背景相吻合，证明其“原其本心，实无其他”。第二节是讨论今本《魏书》，证明在修改、传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删节和亡佚，有些部分非本人所写。第三节讨论了《魏书》的取材，通过大量的文献比较研究断定魏书大半取自于国史和其他史著。第四节考订了该书的体例和书法，通过正统论和体例不一证明该书不是魏收一人所著。第五节从该书记载的事实和论断判断，该书大半取自国史，魏收相对还是比较“持平近是”。最后结语对魏收的《魏书》进行了公允的评价。从史学方法来说，周一良充分运用了邓之诚的“比较综合”的方法发现问题，从典章制度角度解释问题，注重生计对于历史事件发展的影响。对于历史典籍这一原始资料进行真伪鉴别，这也是这篇文章在周一良史学研究生涯上具有重要意义所在。在邓之诚的影响下，周一良还写有两篇文章，即1935年陆续写成的《北魏镇戍制度考》、《北魏镇戍制度续考》，它们是他不多见的与历史地理相关的文章。这里面也贯穿邓之诚的一些研究方法，对于典章制度的深层次发掘，不仅阐明这一制度的具体安排，还从实际运作的层面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开始从史料、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研究上升到对实际发生历史的研究，这应该是研究思路上的一个突破。可见邓之诚在课堂和课下的教学谈话对周史学观的形成和成熟产生的比较大的影响。对照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全编》和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我们也可以看出分条目考订史料，重视多种材料互相参正，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连编写方式也是札记形式，可见这位“引进门的的师傅”的巨大影响。 陈寅恪应该说是近现代中国的杰出史学家，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对于周一良在史学研究的影响是既巨大又深远的，很难作出全面的评价。仅在周一良求学其间所产生的引导作用就足以表现出陈卓越的史学研究才能。如果硬要归纳，陈寅恪的治学态度、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成为周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周一良曾经回忆那段向陈先生学习的过程，从惊叹到佩服，从广泛收集陈的著作到“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对于陈重视对历史兴亡原因的深刻探究和其史学才能尤为推重。总起来说，吴怀祺总结的周一良史学研究方法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法、统计的方法、考订源流等等的方法中，前四种都可以说是或多或少从陈那里学来的。陈对周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是讲课、著作、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周第一次听陈寅恪的课是1935年秋天，在清华三院，陈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史”，第一次听的是陈对羯族和石氏来源的考证，感到“闻所未闻”，“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在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还保存了1935年陈在清华讲授“晋至唐史”的第一节课时学生卞僧慧的笔记记录（以下简称卞记）。在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也保存了陈1947到1948年在清华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讲述“羯族”的授课内容（以下简称万记）。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陈的治学内容和方法对周的震撼力。从陈的著作方面来说，对周的影响还很不清楚，根据汪荣祖的统计，在清华从1926到1937年间，陈写有50篇左右的文章，主要是佛教文史和中古文史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周讲“在听课同时我又搜求陈先生发表的论文来阅读，有些篇读后不甚了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周学习的范文，给周研究中古文史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也是周向陈学习的一个途径，1936年夏周第一次私下请教陈，但由于陈家和周家是世交，周又“富而好学”，给陈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周开始给陈写信来请教问题。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陈的大哥师曾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这种几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可以有一证可以证明这一时期陈周之间的感情。1942年在周出国学习其间，陈寅恪在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文章开端充满感情的写到：“今则举浸稽天，莫知所界。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今日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足以证明周陈之间已经确立了言传身教式的师徒关系。背景事件再者就是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等。这要先介绍一下背景。1936年秋，周为了学习陈的学问，毅然放弃燕京大学硕士，到陈指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当时在史语所具体负责，他是近代有名的史学家，他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他1928年发表的《史语所之旨趣》一文中所描述的一样，要求直接研究史料，不断扩展研究的史料，还有不断扩展研究的工具。直接体现在史语所里，他也主张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就是“直接史料订文史”。在管理上推行自由研究，也就是给研究者研究条件，充分发掘研究能力，直接在史料上下功夫。在这个其间，周一良分配到的任务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未指定题目或限期要求成果。周用这一年的时间“仔细点读了八书二史，并采用笨办法，遇人名即查本传，遇地名就翻地理志，遇官名就检百官志，同时对照《通鉴》的记载，参考清代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在史语所其间还开始留心史料上出现的特殊词语，有志于清儒郝懿行的《晋宋书故》未竟之业。结果就是“水到渠成”，写了三篇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写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时和陈写信讨论过奚族的问题，陈也经常给其回信，思想十分活跃，由于文革等的原因，这些通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文章来讨论陈对周的影响和启发。1946年，哈佛毕业的周一良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大、清华等名校，主攻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对他赞赏有加。然而几年后，周一良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他吟诗给干校劳动的妻子“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还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这一突变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其妻也备感内外受敌；陈寅恪则在文集再版时删掉回忆周一良的文字。周一良本人却浑然不觉。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出身大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把“文革”看作是改造会，“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直到30年后，周一良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写作组某成员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周一良，使他重拾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可惜时光不再。中华书局曾经出版了一本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文集》，被他戏称为“我的前半生”，因为收的都是他解放以前的论文。他承认，解放以后他写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不足以言研究也。”他把那段“红与黑”的心路历程记载下来，并把那张“无耻之尤”的信纸压在玻璃板下。每每约见晚辈，不讲学术，却谈人生。20世纪末，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❹ 日本史书
是这样的，日本人的史书观念没有中国人强，所以他们没有断代史的先例，你想要的如二十四史一样的书在日本是没有的。但是历代的实录是有的，我曾经看过，比如《正亲町天皇实录》、《后阳成天皇实录》等等，不过这些实录缺漏非常多，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京都地区的地方志，对于整个日本历史的了解没有太大的帮助。而且记载也是千篇一律，几乎没有可阅读的价值，除非你和我一样，是专门研究日本历史的，否则没有必要去看它。 《大日本史料》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专门把以前所有能够找到的史料都扔在里面，弄成的一个大杂烩。其中很多史料的可信度都相对较低
❺ 介绍日本古代史的书
就是战国史啦,随便找找就有了,以下看看战国小说丰臣家的人们(1-7)德川家康二军师(1-5)繁花落尽(1-7)毁灭与新生剑豪列传空云(1-5)雷与风烈火疾风日本剑侠宫本武藏(1-9)天与地宛如梦幻影武者战争的常识
❻ 四季之美课文译者到底是谁
译者卞立强，作者是日本的清少纳言。
《四季之美》通过作者对于四季景物的观察，体会到四季景物的变化，四季里景物的不同的美，表现了作者善于观察，善于体验生活的高雅情致，字里行间渗透了作者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开始作者便以自己独有的视觉、触觉体会出“春天的美是黎明”，点明东方天空的颜色随着时间在“变”。写夏季的美是“夜晚”。指出夏夜是一种“漆黑的美”体现在“萤火虫在夜晚的翩翩舞蹈”和“细雨蒙蒙夜晚萤火虫身上那朦胧的微光映着夜色”光线的两相对比，而显得异常迷人。
秋天最美的是黄昏。着重写了夕阳中的归鸦像人出门在外，看到夜色将近就急急匆匆的回家。冬天的最美是清晨。落雪的早晨美，就连无雪有霜的早晨令人觉得温馨而美丽。
(6)大日本史版本扩展阅读：
四季之美出处：
《四季之美》是清少纳言《枕草子》第一卷的第一段内容。《枕草子》是清少纳言在宫中做官时起执笔，出宫后两、三年内完成的，记载了作者对宫廷生活的回想、见闻以及关于自然、人生的随想，约三百章段，大体分为“类聚章段”、“回想章段”“随想章段”三种。
“类聚章段” 的部分主要描写山、船、花、鸟、鱼等自然景色，并将白已独特的感受生动活泼地描写出来。作者不仅列举了种种自然现象，更将其中富于生“趣”之处细细着笔，妮娓道来。真实地反映了平安时期贵族的审美观。
❼ 哪个版本的日本史最好，或者推荐几本国内外日本史方面的专著，专业一点的
《大日本史》古代日本，《日本史》近现代日本，
❽ 古代朝鲜日本怎么使用汉字的，古代的日本朝鲜是不是完全的使用汉字
日本的假名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其中平假名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汉字的草书演化而来的，多形成于10世纪前后，也就是公元900年前后。公认的《源氏物语》一书成书于公元1008年左右，也就是说，从平假名出现到《源氏》成书大概经历了百年历史。平假名在早期的时候为日本女性专用，后随着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的流行日本男性也开始接受和使用平假名。 在遣隋、唐使和一些中国人把汉字带入日本之前，在的文字交流方面，最起码在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国时代，日本就已经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了。同时日本也有一些原始的文字，不过当时有用中文写作的习惯，甚至把会写中文看成一件很高贵而时尚的事，从《源氏》一书中可知，当时用汉字写作是种时髦行为，比如在第二章《帚木》中就有这样的两处记载： 第一处：式部丞说：“……我还是书生的时候，看到过一个贤女之流的人。……凡人生大事，她都教我。她的书牍也写得极好：一个假名也不用，全用汉字，措辞冠冕堂皇，潇洒不俗。这样，我自然和她亲近起来，把她当作老师，学得了一些歪诗拙文。我到现在也不忘记她的师恩。可是，我不能把她看作一个恩爱而可靠的妻子，因为象我这样不学无术的人，万一有时举止不端，在她面前现丑是很可耻的。……” 第二处：左马头便接着说：“……譬如有的女子，汉字写得十分流丽。写给女朋友的信，其实不须如此，她却一定要写一半以上的汉字，教人看了想道：‘讨厌啊！这个人没有这个毛病才好！’写的人自己也许不觉得，但在别人读来，发音估屈聱牙，真有矫揉造作之感。这种人在上流社会中也多得很。” 从这段“雨夜品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贵族对于汉字的态度，个人感觉有些褒中含贬，也可以感觉到，至少用当时的古日语也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只不过日语比汉语发展晚，不像汉语那样系统、完善，而且估计当时在信件或文章中使用汉语是比较时髦的行为，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当时的汉语比日语表达的意思更丰富。记得好几年前一个上了年纪的日本人问我从北京的国贸到天安门怎么走，我们都不会对方的语言，但我看过他写出的日文纸条后用中文回复了他，对方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又如日语中的‘娘’，在中文里是母亲的意思，而在日语中则是女儿、小姑娘的意思。有时间研究一下中、日文字上的差异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呢。
